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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庄园,其历史特点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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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 发表于 2013-9-8 03:02: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简介:盛邦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历史学研究所所长。

  提要: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种形态的庄园制,东汉魏晋时期的庄园与中唐以后的庄园。两类庄园都源自于土地兼并,但前者是荫附制,后者是租佃制。中国庄园制的历史存在说明,中国地权形态与印度、俄国不同,而东汉魏晋时期的荫附制的庄园制却与欧洲、日本近似。在中国,土地兼并与庄园总被历代王朝抑制,又被历次农民战争摧折,但总是衰而复苏,形成古代中国的历史循环。事实是,封建庄园的消亡与土地兼并的社会性危害的克服有待于现代型土地市场的建立。

  关键词:土地兼并与庄园、两个类型的庄园、市场发展与庄园消亡

  中国历史上有过庄园制,较早出现于东汉,于魏晋时期形成高潮,以后有过一个衰落期,至唐中期以后再度产生。东汉魏晋时期的庄园与中唐以后的庄园不同,前者是荫附制,后者是租佃制。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欧洲与日本的地权制以私有制的庄园制为主,印度、俄国则以公社、村社形式的次生型原始公有制为主,公社与村社一直保留到近现代。纵览中国历史上的地权制,与俄国、印度有着显着的差别,而盛行于东汉魏晋时期的荫附制的庄园制却与欧洲、日本庄园制度具有某些近似之处。不过,欧洲、日本的庄园制度大体贯穿于全部封建时代,在那里封建庄园的消亡与资本的发展有关,结果庄园制最终演化为现代型市场地权制。在中国,庄园被历代王朝抑制,又被历次农民战争摧折,但总是死而复生,形成中国式的历史循环。

  一、中国古代庄园的名称,土地兼并与庄园的产生

  中国古代庄园有许多不同的名称,梁昭明太子吟唱“命驾出山庄”1的诗句,梁简文帝望山岭而啸歌:“瞻鹤岭兮睇仙庄”,2有学者考辩,这“山庄”、“仙庄”都应是庄园。庄园又有皇庄、王庄、旗庄、官庄、私庄诸称呼,总称“庄田”,同时又出现“户绝庄田”、“义庄”等名目。有史记载,韦宙“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3石保吉“累世将相,家多财,所在有邸舍、别墅”4,昭州妇女莫荃,“创上腴田数百顷,水竹别墅亭阁相望”。5这里的“别业”、“别墅”说的也是庄园。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无“庄园”这个概念,其实不然。隋朝有一个清河崔氏女子,“非自手作及庄园、禄赐所得,虽亲族礼遗,悉不许入门”,不肯随便收取别人的赐礼,唯庄园中的产品不在此列,6可见隋朝时候就有了庄园名称。史载唐朝寺观占田情况,醴泉寺竟有“庄园十五所”;7《宋会要辑稿》云:“宫中放收要用土地及系帐逃户庄园”;《五代会要》曰“不以桑土荒熟,并庄园三分中交还二分”8。诸多史料屡屡提到“庄园”,显然“庄园”一词中国古已有之。

  中国古代庄园制度起自土地兼并。土地兼并的原因是多样的,概括地说,一是土地制度发生了变化,二是世族豪强兼的勃兴,三是商人力量的强大。这是三个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土地兼并与制度变化有关,具体而言乃井田制与均田制衰亡的结果。中国自夏朝开始实行井田制度,这样的制度延续到战国。秦商鞅开阡陌,废井田,及至秦孝公“纳商鞅说,开阡陌,制贡赋之法”是井田制最后废弛的重要标志。

  井田制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它可以抑制兼。然而它又是落后生产力的产物,无法容纳发展着的生产力,而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秦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井田制下田地荒芜,生产力无法得以正常释放。秦国废井田,制阡陌,确立私有土地制度,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方使国富兵强,并合六国。然而,历史进步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新的社会制度也带来新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土地兼并。

  井田受之于公,毋得粥卖,故《王制》曰:“田里不粥”。秦开阡陌,遂得卖买。又战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隶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起。民田多者以千亩为畔,无复限制矣。9

  “田里不粥”,土地不可买卖乃是中国古代“王制”。废除井田,其结果富者强购民田,“千亩为畔,无复限制”。正如朱子《集注》所说:“经界谓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则田无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故井地不均;赋无定法,而贪暴得以多取”。10

  这个情况到汉代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为此师丹力倡复井田。汉朝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也纷纷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主张采用名田制,限制兼并。王莽上台,推行“王田制”,令天下土地归公,统为“王田”。在王莽看来,古者设井田,国给人富,颂声大作,就是因为秦为无道,坏圣制,废井田,才使社会兼并成灾。11

  北魏太和九年(485)推行均田制,规定吏民占田限额,限制土地买卖,于抑制土地兼并有一定效果。然而,均田制的“寿命”并不是很长,自唐中期废除之后,土地兼并复显盛行。于是中唐陆贽站出来说话:“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咨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粮,赁其田庐,终年服劳,五日休息。罄输所借,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12因为“制度弛紊”所以“富者兼地数万亩”,陆贽指责兼并者的猖獗,怪罪均田制的废弛,其忧患心情溢于言表。

  官僚、世族、豪强组成中国的强势社会集团,将土地兼并演绎到白热化的程度。升官者必发财,发财者必购地。历朝官僚兼并乃为常事,以至于“宦游而归,鲜不买田”13 故中国有“官僚地主”之连称。宋着作佐郎陈氏于湖州长兴“有田数千亩”。14宋英宗、神宗时期,“比部员外郎郑平占籍真定,有田七百余顷”15。北宋末年,抄没大官僚朱劻的家产,“田至三十万亩”16。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侍御史田锡于奏议:“近畿阛阓之间,悉大臣资产之地”。17

  世家大族占田为土地兼并的重要特点。从三国时代起,世族势力已经有所发展。吴国周瑜,祖父周景、叔父周忠均为东汉太尉,父周异任洛阳令。吴东有朱、张、顾、陆四大姓。陆逊家族“世为江东大族”,祖父、父亲皆历任汉朝校尉、都尉等职。顾雍自曾祖顾奉出任颍川太守以来,世代为官。《三国志·吴书·张温传》载,张允张温父子,“以轻财重士,名显州郡”。这些世族豪门,位高权重,既为政治当道,也为显赫的庄园主。统治者对于世家大族以赐田相笼络。史载孙权优待潘璋,潘璋死,“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18吕蒙死,“蒙子霸袭爵,与守冢三百家,复田五十顷”19蒋钦卒,政府“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20 世族兼并土地,以至“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21司马氏统治时期,何晏等当政者分割洛阳、野王等地的屯田达百顷之多。22《三水小牍》载:“许州长葛令严郜,衣冠族也,立性简直……咸通中罢任,乃于县西北境上陉山阳置别业,良田万顷”。

  豪强占田也成为土地兼并重要特点。苏常地区“左右惟强家大族,畴接壤制,动涉千顷”;湖州“富户业广,以资自庇,产多税薄,归于羸弱”;润州“郡有渚田千顷,盖上腴也。先是亩种之人,尽主兼并之家”。杜牧称浙西“上田沃土,多归豪强。荀悦所谓公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酷甚于亡秦,今其是也”。23这里说的豪强有一些是普通农民,致富后跻入豪强富门。咸通(860—874)、乾符(874—880)间,有一“编户”叫卫庆,“耕田得大珠”,又垦田二千亩,“十年间郁为富家翁”。24明代地主“阡陌连亘”,“一家兼并十家之产”。甚至连国家屯田也成为他们的侵占对象,成化、弘治年间,顺天和保定两府的屯田被侵占四万余顷。江南缙绅富家占田,少者数百亩,多则数千亩乃至上万亩;河南缙绅富豪占田,少者五、七万亩,多者十余万亩;陕西韩城也有占田万亩以上的大地主。25

  商人势力扩大,加入兼并队伍。中国历代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固然可以抑制商人力量,然而“承平日久”,商人力量复又崛起,成为土地兼并的重要力量。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26

  这里说的是汉代商人兼并土地的情况。当时商人“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而大者则以其富厚的财力,贿赂勾通王侯,极力“兼并农人”,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至于唐代,“江淮诸道,富商大贾,并诸寺观,广占良田”。27到了宋代,为官者兼营商业,成为特点,官商合一,将土地兼并推向新的高潮。《宋史》记宋初王溥之父,“频领牧守,能殖货,所至有田宅,家累万金”28。

  其它还有寺观占田等。宝历二年(826)间,杭州龙兴寺 “置良田十顷”。29大和(827~835)中,天台山国清寺置田12顷。30据《灵隐寺志》卷二记载:宋天圣三年(1025),由皇太后赐钱,于钱塘县买林田5顷,于盐官县思亭乡买水田1000顷,于秀州崇德县积善乡买水田1000顷。31

  由上分析,可见古代中国虽然通过制度设计,以抑制兼并,然而无论井田制、王田制、名田制、均田制都无法切实地推行,有的被废除,有的存其名而无其实,有的推行一时而终于废弛。其结果,土地终究由分散而集中。事实是,土地的分散是相对的,土地的集中(兼并)是绝对的。中国社会最大的土地兼并力量是官僚、世族。此外有商人与寺观等。原始公有制、大地产私有制、小土地私有制是土地制度的三种形式。庄园制属大地产私有制。中国经东汉,历魏晋,而至唐,庄园制度逐次发展演化,究其原因当为土地兼并的迅猛与剧烈。

  二、东汉三国魏晋时期的庄园——坞壁及荫附制度

  东汉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庄园常建坞壁以自保,因此研究中国庄园,就须研究中国坞壁。坞壁出现的时期很早。东汉晚期墓葬都有陶坞建筑模型出土。方形,绕以高墙,前后设大门,四隅有方形角楼。据史记载,董卓的坞,墙高可与长安城相比。胡三省这样解释坞壁:“城之小者曰坞,天下兵争,聚众筑坞以自守,未有朝命,故自为坞主”32;《后汉书·刘玄传》“离乡聚”之李贤注也说:“离乡聚谓诸乡聚离散,去城郭远者”,及李流起义时“三蜀百姓并保结坞,城邑皆空”。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庄园主,常有武装自保的情况,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普遍。坞壁既可以看作是武装堡垒,又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庄园的代名词。

  和“坞壁“同时出现的有“部曲”。坞壁与部曲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庄园的标志性符号。 “部曲”本来是汉代军队的两级编制单位,东汉灭亡后,“部曲”开始用来指世家大族的私人武装。部曲平时和其他的佃客一起从事生产,也接受军事训练,战时参战。各庄园主所有部曲规模的大小,决定他们的社会地位及影响力的高低。他们常常带领自己的部曲投奔某一政治力量,以参与政事。世家大族凭据坞壁庄园的势力,在动荡的政局下站稳脚跟,而处于乱世的各代政府,也因有世家大族的支持而得以生存。

  坞壁中有佃客、徒附、宾客,而主要成分是部曲。部曲数量很大,“梁时,大半之人,皆为部曲”33。部曲一部分来自奴婢。三国魏晋时期有蓄奴之风。三国糜竺“僮客万人”;西晋荀晞“奴婢将千人”;东晋陶侃“家僮千余”、刁逵“奴婢数千人”;刘宋时,沈庆之“奴僮千计”、谢琨“僮仆千人”。这说明当时反世家大族必有奴婢,即使庶族地主,蓄奴数量也不在少数。这些奴婢很多成为坞壁中的部曲。

  部曲产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荫附制度”有关。《晋书·食货志》云:“高卑荫其亲属,多者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这些荫附民,不少成为“部曲”。无论是“衣食客”或“部曲”,都是庄园主的“庄客“。“给客制度”规定,“客皆注家籍”,庄客没有人身的自由,除非“自赎”或主人“放遣”。庄园主对“庄客”和“部曲”,进行超经济的剥削,输谷、助防、盖房、植树,防范饥民盗田种麦,当国庄园制度的研究可以知道,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曾经有过,但仅存于战国之前,此后中国即由原始公有制转向封建私有制。这一点与印度、俄国不同,而与欧洲及日本趋同。在开展生产方式讨论时,国内外学者概把中印俄并列,说成典型亚细亚社会,且把中国说成是三个国家中最典型的亚细亚国家,这可能与历史事实不符。结论似乎正相反,这三国之中,中国乃最不不具备“典型亚细亚”特征。

  再来看欧洲土地制度演化的情况。和亚洲一样,欧洲也经历过原始公有制的时期,日耳曼民族就曾经有过马尔克公社时代,问题是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欧洲没有在这个历史的驿站驻留过久,没有出现“亚细亚的停滞”,其地权制度迅速演化为庄园制的私有制。同时期欧洲也有小农自耕制,其实是庄园制与小农制并列,但庄园制的比例更大一些。所以,欧洲封建地权制的突出的特点就是庄园制,庄园制代表了欧洲的封建制。

  近代以后,欧洲庄园制的废弛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城市及其经济政策与庄园之间充满了对立,佃农承担的强制劳役和地租,对农村人口的购买力设下了限制。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对于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有着切身利益,而庄园制却把农民附着在土地上,成为建立自由劳动力市场的障碍。资本家阶级想把他们取得的财富投资在土地上,在土地上开设工厂和市场,这就非得把土地和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可。47韦伯的上述议论说明欧洲庄园制因与历史发展的严重冲突而消失。

  庄园在中国的境遇的与欧洲有所不同。如果说,欧洲庄园在资本力量的压迫下走向消亡,那么中国庄园受到的压力,乃来自在国家的力量。中国历史上凡历时较长,高度繁荣的朝代,都是大一统帝国。地理上连成一片,政治上高度统一,文化上举国一律,是封建大帝国赖以延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帝国原则”。然而,从东汉到魏晋的庄园制度,却严重违背与触犯了上述“帝国原则”。只要中国还作为“帝国”存在下去,庄园就不是一种常规的制度性存在,而属历史的另类与例外。帝国需要有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这个结构的顶端是皇帝与执行皇帝命令的官僚体制,底端是广大农民。

  所谓高度集权就是一统到底,实现皇帝对农民的直接的通畅无阻的高压统治,任何“中间层”的出现都会阻隔皇帝对农民的直接统治,破坏帝国的组织架构与运行规则。庄园具有政治与经济上的独立性,农民对于庄园具有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如此政治经济上“中间层”的出现当然成为中央政权的莫大忌讳。为维护皇朝秩序,对于庄园打击就成为每个新皇朝建立后的当务之急。随着中国封建帝国制度成熟与发展,庄园总是受到国家的忌讳与抑制。

  秦始皇初并天下六国,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天下豪富20 万户迁到咸阳去。到了汉初,皇帝又下令江将齐楚昭、屈、景、怀、田五个大姓迁到关中。汉武帝施行告缗法,没收商贾“奴婢以下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也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目的在于“邑里无营业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48此后王安石变法,目标也是打击富豪大户。

  朱元璋沿用旧法,逼迁江南富民到到安徽、河南等地。如王仁宇说,朝廷连兴大狱,打击官僚、缙绅、地方等高级人士,从朝廷内的高级官员直到民间的殷实富户,株连极广,因之丧生者有逾十万。没收案犯的家产并把他们的土地重新分配。1397年,据户部统计,全国仍能保有田产700亩以上的地主计有14341户。名单被备案呈报御前,以便时时看管,并加之服役的义务,目的是不让他们的家产无限地扩大,务使中国长久成为一个以普通地主、佃农与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49

  需要解释的是,国家对于庄园及土地兼并的抑制最终是无效的。自然,每当新王朝建立之初,新生的王者可以走在由农民战争廓清的道路上,借风引势,大刀阔斧,有所作为,抑制兼并,而且成效卓着。然而,事过境迁,当政权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王权不再威严,国家不再强大,兼并又死灰复燃,庄园又乘势而起。这就回答为什么抑制兼并而有起色的,无非秦皇汉武、朱元璋一类开国元祖或强势皇帝,也说明为什么王莽、王安石、张居正等人打击豪强的改革举措连连失败。事实是,世界上真正可以扫除庄园制度的是资本的力量,但是这样的力量中国不具备。中国唯一可以给予庄园经济与土地兼并沉重打击的是农民战争。可以找到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发动周期,每当土地兼并极限发展,地主庄园高度膨胀,农民战争也就不期而至。然而,农民战争在冲击庄园与打击土地兼并的的同时,也同时铲除了中国仅有的一点资本发展的萌芽,最后使中国陷落在历史的大循环中,难以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

  结语

  总之,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种形态的庄园制,东汉魏晋时期的庄园与中唐以后的庄园。两类庄园都源自于土地兼并,但前者是荫附制,后者是租佃制。中国庄园制的历史存在说明,中国地权形态与印度、俄国不同,而东汉魏晋时期的荫附制的庄园制却与欧洲、日本近似。在中国,土地兼并与庄园被看作历史的负面元素,总受到来自农民战争与王朝力量两方面的压抑,然而总是衰而复兴,周而复始。事实是,封建庄园的消亡与土地兼并的社会性危害的克服,乃有待于现代型土地市场的建立。

  注释:

  1 《全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全梁诗》卷一。

  2 《全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全梁诗》卷二。

  3 《太平广记》卷499《韦宙》引《北梦琐言》。

  4 《宋史》卷250《石守信传》

  5 《玉壶野史》卷5。

  6 《隋书》《列女.郑善果母传》载:

  7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2。

  8 《五代会要》卷二五《逃户》。

  9 《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一

  10 同上。

  11 《文献通考》卷1《田赋考》。

  12 《全唐文》卷685,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13 袁燮《絮斋集》卷16,《叔父承议郎通判常德府君行状告状》。

  14 《元丰类稿》卷45,《德清县君周氏墓志铭》。

  15 《宋史》卷三○二《吕景初传》。

  16 《宋史》卷四七○《朱勔传》。

  1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3。

  18 《三国志·吴书·潘璋传》。

  19 《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20 《三国志·吴书·蒋钦传》。

  21 《抱朴子·吴失篇》。

  22 张承宗、田泽滨、何荣昌主编:《六朝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103页。

  23 陈勇:《唐代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178页。

  24 《三水小牍》卷上。

  25 杜修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史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页。

  26 《汉书》卷24上《食货志》第4上。

  27 《唐大诏令集》卷117《遣使宣抚诸道诏》。

  28 《宋史》卷249《王溥传》。

  29 《全唐文》卷676白居易《华严经社石记》。

  30 《佛祖统记》卷22。

  31 参见杨际平:《中晚唐五代北宋地权的集中与分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杨际平:《宋代政府对寺观的土地赋役政策》,《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游彪《宋代佛教寺院田产数量之蠡测》,《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2 《资治通鉴》永嘉四年七月。

  33 《文苑英华·梁典总论》。

  34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35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

  36 《颜氏家训·治家篇》。

  37 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38 《嘉定赤城志》,卷37,熊客《劝农诗》。

  39 翦伯赞、邵循正、胡华编着:《中国历史概要》,上海: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

  40 《唐会要》85《逃户》。

  4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0。

  42 《五代会要》记:“近北诸州,自契丹离乱,乡村人户多被番军打虏向北……今后如有五周年内,其本主还来识认,不以桑土荒熟,并庄园三分中交还二分;十周年内来者,交还一半;十五周年内来者,三分中交还一分”42这里说出了无主庄园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少数民族内略,将中原人口“打虏向北”。

  43 《五代会要》卷25《逃户》。

  44 《历代名臣奏议》卷106,吕陶奏。以上引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下卷》,武汉:湖北教

  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页。

  45 顾炎武:《日知录》《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46 《清史简编》(上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9页。

  47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9--61页。

  48 《后汉书·五行志》,注引杜林疏。

  49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9页。

  作者信息

  盛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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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雯 发表于 2015-9-16 16:17:48 | 显示全部楼层
感觉好像没有庄园经济的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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